在此前的两期中，我们先后了解了西行的唐朝高僧和印度佛经东传的历史，本期，于赓哲老师将为我们系统地讲述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以及中国佛教的对外交流中，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自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我国佛教经历了几百年的传播和发展，而唐都长安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利用了有利的地缘优势，有机地整合和融和了全国佛教的各个教派，极大地推进了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使其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于老师表示。
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研究和传播中心由印度向中国的转移。同时，唐时的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强、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唐王朝和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密切交往中又将佛教作为外交往来的重要输出内容。在进口与出口的双向交流中进一步强化与巩固了唐代中国的强国地位。“有鉴于此，可以无愧地说，长安佛教在唐代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它也在中外友好往来方面起着重要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首先，唐代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有中国特色的佛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使得佛教在唐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逐步赶超印度本土。唐代后期赴长安的大多数印度僧人对长安佛教已难有更大的影响，失去了此前译经弘法的主持者、引导者的重要地位，渐渐沦为译场中的助译人员。从此，具有中国特色的长安佛教以独立发展的姿态走向世界。正如宋僧赞宁所言“中华演述佛教，倒传西域”。
其次，长安佛教成为沟通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平台。唐都长安既是佛教百家争鸣的道场也是各国僧人的汇聚之地。有些外国僧人本意只来长安瞻礼佛法，但在长安结识别国僧人，于是转赴他国。如印度僧人菩提仙那和越南的佛哲在长安瞻仰佛迹后又受到日本遣唐使丹治比广成和学问僧理镜的邀请，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与唐僧道璇（702-760）乘船赴日，受到文殊化身行基僧正及其所率沙门、官僚等的盛情欢迎，还被圣武天皇敕住大安寺。
长安佛教与印度佛教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翻译佛教经书，在译经上的成就也成为唐代佛教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汤用彤先生曾指出，‘佛书翻译首称唐代，其翻译之所以佳胜约有四因：一人材之优美；二原本之完备；三译场组织之精密；四翻译律例之进步。”于老师说道，这是因为唐代继承了南北朝由国家主持翻译佛经的做法，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至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所译出的佛典，总数达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唐代佛经翻译组织、方法方面都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有能力对传入的佛典进行高水准的翻译，而且培养出了众多的中外译师，如玄奘、义净、不空等杰出的翻译家，出现了对佛学各个体系典籍的总结性翻译和对汉译佛典详加收录、校定的众多经录。唐代中国佛学理论体系日臻严密，佛典结构基本完整，这就为唐时中国与日本、新罗等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唐代长安佛教的对外交流保留了许多古印度及唐代失传的历史资料。伴随佛教在印度的逐渐衰落、消亡与佛教研究和传播中心由印度向中国的转移，唐代长安佛教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著作、佛教仪式和梵音梵乐。有关介绍印度佛教情况的书也陆续撰出，除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传》外，还有《中天竺行记》《唐西域图志》《西域志》等书。而长安佛教东传日本、新罗，更加扩大了保存的范围。如圆仁慈觉大师带了许多佛经回日本，他著有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是研究唐代长安佛教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而圆仁慈觉大师的《行记》，又与我国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同称为东方三大游记，这些都是研究我国佛教史和唐代社会史的珍贵文献。
